后互联网时代中国互联网如何回归初心

　　互联网业界很近发生了几件令人瞩目的事件，首先是4月2日，阿里巴巴公布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对饿了么完成全资收购;其次是4月4日，美团与摩拜联合公布已经签署美团全资收购摩拜的协议。这两者都是大手笔的全资收购，也让这两三年互联网投资风口很中心的共享单车和外卖领域，局面已定，彻底进入风平浪静的港湾。结合很近互联网领域的其他信息，比如拼多多的爆红与争议、快手火山视频等平台被爆充斥有违社会道德内容等，去看整个互联网发展呈现的态势。或许可以说，在巨头和资本的驱使下，中国互联网已经进入“后互联网时代”，与之伴随的可能是开放、共享、平等、创新等传统的互联网精神，有走向封闭、排他、逐利、不正当竞争等对立面的危机，这可能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互联网也只有不断在反思中前行发展，才可能持续不忘初心，成为中国创新的活跃力量。

　　“互联网的下半场”可能已经提前结束

　　业内流传，正式公布收购的前一天晚上9点，摩拜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了股东大会。摩拜C E O王晓峰发表感慨：“摩拜其实有机会成为国际化的公司，自己的态度一直都是坚持公司独立发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中国，创业公司永远绕不开各种巨头。”4月4日，拼多多创始人兼C E O黄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腾讯的投资说：“我死了腾讯也不会死，腾讯有千千万万个儿子”。

　　“永远绕不开各种巨头”“腾讯有千千万万个儿子”这两句话背后所体现的内涵，值得深入分析。2021年底，经历过四大合并(滴滴快的、58赶集、美团大众点评、携程去哪儿)后，中国互联网被认为进入了下半场。但现在看来，如今的中国互联网已经不是进入下半场的问题，而恐怕是下半场已经提前结束，只是还没有决出胜败，正在进行点球决战，现在玩球的只有这些寡头或者说巨型独角兽，普通的互联网创新小公司基本上只能当个外围观众，乃至这些独角兽脚下的赛场草皮。

　　严格来说是只剩下腾讯系和阿里系之间的点球决战。随着百度日渐掉队，B A T现在只剩下A T，形成以阿里和腾讯为核心的两大阵营(有成为巨型独角兽势头的滴滴和美团，背后都有A T的存在)。两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巨大的集团(千千万万个儿子)作战模式。

　　以前不久的另一个事件为例。有媒体报道，近日沃尔玛部分门店暂停使用支付宝，并同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微信支付满减活动。这意味着消费者原来可以任意二选一的支付方式，现在变成只能选择微信支付了。这两三年来，支付宝与微信支付开展了持久而大规模的竞争，现在蔓延到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益上，这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议题了。

　　深入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沃尔玛此举背后的真正目的。首先是对支付宝背后阿里巴巴的一个反制。阿里巴巴陆续入股苏宁、联华超市、高鑫零售、新华都(9.750, -0.27, -2.69%)、三江购物(19.620,-0.69, -3.40%)等等，已经开始了全面开展线下零售的布局，所以沃尔玛肯定要采取措施遏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个背后也涉及到阿里巴巴与腾讯的对抗。简单地说，因为沃尔玛投资了京东，而腾讯是京东的很大股东，沃尔玛和腾讯紧紧捆绑在一起，阿里巴巴成为共同的对手，拿支付宝开刀也不出乎意料。

　　支付市场也只是阿里、腾讯两阵营之间的一个局部战争，更多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激烈持续着。正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的隐忧》中所指出的：它们彼此采取很多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中国互联网不能完全互联互通。阿里巴巴“从数据接口切掉一切微信来源”;新浪微博禁止进行微信公众账号推广;微信屏蔽来往分享链接、快的红包，腾讯被指“选择性开放”;淘宝则不仅屏蔽微信的链接跳转，也排斥其他的导购外链，同时还屏蔽百度的抓取。在这个过程中，屏蔽甚至成为这些互联网公司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一方屏蔽那一方，是不愿意为其贡献流量，那一方屏蔽这一方，则是要成就自己的“入口”规模———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可是，在这些你来我往的狙击中，用户利益何在?

　　沃尔玛排斥支付宝独留微信支付也符合这样的逻辑，但其结果只会不断破坏割裂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坏的结果是引发市场不断走向封闭。试想，假如其他互联网公司也纷纷采取各种限制性支付或者使用的闭关措施，不断割裂整体市场，那这些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市场将会迎来混战与日趋封闭的局面，所有人的市场只会越做越小，很后是大家同输。

　　互联网走向自身的对立面了吗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样形态下的中国互联网，其精神和初心是否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互联网本身的对立面?互联网精神，来自互联网的很初设计：自由、开放、平等、协作、迭代、共享、去中心、自组织、非商业等等。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正如胡泳在上述文章中所评价的，商业逻辑逐渐主导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打压竞争者、一家独大、吞灭潜在竞争者的垄断逻辑，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中显现，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直至如今这般大手笔动作频繁。这些巨头的“竞争策略充斥着远古时代的荒蛮气息，以资本为铁蹄，以战略版图的疆界为诉求，压缩小型创新团队的成长空间。对于小公司而言，创新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成为三家战略版图中的一块。由此造成的现实情况是，它们一拥而上地做某一种可能让BAT感爱好的模式，大量资源拥挤其中，造成了整体创新资源的失衡。”

　　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是走向规模化、平台化，商业利益是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互联网企业作为商业机构，追逐自身利益无可厚非，利益之争也无分对错，但假如这些互联网企业发展是伴随着排他、封闭、自我中心、不正当竞争、创新停滞、只顾逐利等，无疑会令人忧虑中国互联网是不是已经开始逐渐背离它本身的精神内核，开始走向原来自己所反对的那一端。互联网本身是无关优劣善恶的，但互联网的使用者(无论公司或个体)，却可能给互联网带来不同的效应，这正是我们要时刻警惕的。

　　互联网逼迫下的减法生活

　　假如说，2020年以前，在评价互联网时，我们更多的会谈其带来的积极影响，比如促进了信息流通、生活便利、公共生活的赋权、民智启迪等。而这几年每每受关注的，以进入2021以来的互联网事件为例，却几乎都是类似支付宝默认用户信息授权，快手火山视频被约谈、微信封杀抖音等等，公众对于互联网尤其是巨头的警惕越来越高。

　　近几年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在公众的体验上，已经开始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物极必反态势。一些人选择关掉朋友圈、公号打开率低下等背后，是不是人们开始对互联网做减法了?被互联网过度绑架的人们，又该如何适当地回归和注视现实?在喧闹的“互联网+”之后，是不是需要倡导一场“互联网-”生活运动?这里的“-”，首先是如何更多地将精力从线上转移，更多地回归现实的情景与社交;其次是如何能够不在互联网上成为透明人，可以削减我们不愿留下的网络痕迹。

　　智能手机本来是技术的巨大飞跃，彻底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形成，但也彻底让每一个人成为手机的奴隶。微信本来是为了便利交流的，可是现在成为24小时工作制的大杀器。朋友圈本来是分享信息的，现在却成为炫晒的主场、厌烦的刷屏阵地、碎片信息集散地，天天一刷，半天时间就流逝了。没有G PS导航，我们可能在熟悉的城市里寸步难行。新闻的定制化推送，让我们天天越来困限于信息茧房。从深层次看，这不仅仅意味着便利、服务，也让人类某种意义上成为附庸。

　　闻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在《玻璃笼子》中指出，自动化在分担我们工作的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才能，偷走了我们的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它甚至将我们暴露于监控之下，操控我们。当计算机和一切智能设备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伴侣时，应更加留心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和身份。

　　互联网对于生活、社交的绑架，对于思考的剥夺、时间的碎片肢解，让人布满焦虑，《黑镜》的寓言和预言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在《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中，尼古拉斯·卡尔也一条条地剖析了互联网的“罪恶”，我们看看其目录的主要章节就足够明白他的忧虑了，序言是“看门狗与入户贼：我们遭到了互联网的侵犯”，后面分别有“我变成了机器人(21.250, -0.51, -2.34%)”“我们的大脑如何被改变了”“技术一直都在塑造着我们的大脑”“互联网的超凡魔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被重塑着，被折磨着”“谷歌是上帝还是恶魔?”“记忆哪里去了：做互联网的奴隶还是看客?”“面对互联网：我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如何过有质量的互联网生活

　　从大数据、云、区块链到V R (虚拟现实)、A R (增强现实)、M R(混合现实)、CR(影像现实)，从O 2O、P2P到共享经济、智造、物联网……这些琳琅满目的新名词，都掀起信息社会一阵阵风潮，产生了无数风口。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表达的，信息革命带来看似丰富多彩的多元生活和社会，但繁华背后却是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智能之下，一种新型的“被围困的社会”已经到来，“生活在碎片之中”。每个人在互联网中都如同处于福柯所言的“全景敞视监狱”(福柯认为它们是现代社会很为有效的权力功能运行机制)，每个人都是透明的，都是可被监视的，区别在于想不想监视、人肉你而已。我们应该时刻警醒：黑镜里面照出的是魔鬼还是未来?

　　卢梭曾尖锐地指出，“科学技术与人类的主观目的是时常背离的，如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光线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消失了，而怀疑、猜测、惧怕、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目下边，隐藏在我们炫耀为我们现代文明依据的那种文雅背后。”

　　《技术奴隶：文化向技术投降》是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三部曲的很后一部，在自序中他就已经表明：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在他眼中，技术就是一种毫无道德根基和人文关怀的存在，且其正以极端不人道的方式对传统社会文化展开着一场穷凶极恶没有尽头的侵略。书中主要是三个观点：首先，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传统文化是具有破坏力的，而且这种文化在价值上并没有它乍看起来那么好那么完美，大多数人只见其便利而未见其危害。其次，技术的发展和对传统文化的蚕食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阶段、技术统治阶段、技术垄断阶段。第三，技术所带来的文化，未必真的具有我们所期许的那些优势。

　　当然，信息与科技也并没上述说法这般令人面目可憎，这些言辞更像是丧钟式的警示。我们需要正视一个全新的时代。写就“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网络社会。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开始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功能，不再能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也使文化的传承失去有序性。这时，个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们只有另选途径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文化与伦理，构成新形态的社会系统，是人类的一个重大命题。美国西雅图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迈克尔.奎因用《互联网伦理：信息时代的道德重构》一书试图构建一个“百科全书式”互联网伦理。在推荐序中张晓峰博士总结道：我们恐怕难以抗拒“互联网+”，而互联网及其虚拟空间也是我们价值观、文化与行为模式的一个映射。我们不禁自问，我们追求互联网带来的愉悦和价值感知的时候，能不能迎来一种更具道德感，更被尊重隐私权、产权、选择权的生态性聪明化生存体验?

　　当然，以上对互联网的反思，并不代表对互联网的敌视与否定，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拥抱互联网，相信互联网科技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它代表着未来，没有人可以违逆而行。就中国来说，互联网已然成为社会创新的源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色调，改变了公共生活的基本形态，不断地改善着人们的生存境况。互联网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人可以脱离互联网而存在，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其太过重要，所以有必要在前进中反思，不断调整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予以正视和解决，如此才能够真正让互联网精神得以延续，不忘初心，保持本色。

　　文章来源：未知

　　文章标题：后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如何回归初心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