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讲，在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假如以专利的数量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水平，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
1995年，中国每年大概申请200多件专利，到了2020年，我们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专利国，近三四年来一直保持领先。从数量来看，中国算是一个创新大国。
但是我们创新的质量怎么样呢？还远远不够，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技术还很落后。为什么？
因为创新本身非常困难，从本质上讲，创新是对未知路径、未知方法的探索过程，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过程。
和创新对应的是常规性的工作，它是对已知方法、已知路径反复应用。绝大多数人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常规性的工作，按部就班就行了。
但是创新不一样，你要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和方法，所以假如用常规的方法，比如绩效工资来激励创新，是无效的。
比如我让一个科学家发明一种新药，花了10年时间、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但是10年后他告诉我，对不起，我创新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区分，到底是这个科学家没有努力工作，还是因为研发新药的不确定性太大、风险太高所致。
所以，怎么激励创新？
观念是这样的：在短期内必须对失败高度容忍，在短期里对创新成功给予高额的回报，这样的一个契约组合，能更好地激励创新。
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
微观更加关注企业的要素，研究企业的战略、企业的特征能怎么更好地激励创新；
中观研究的是这个市场，看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的优化，如何来激励创新；宏观更加关注金融的制度，从金融制度顶层设计的变革，比如金融监管、法律、文化这些层面，来研究怎样更好地激励创新。
怎样激励创新，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这样几条：
第一，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
要想创新，短期内必须对失败高度容忍。很多企业在创业之初就死掉了，那么，对于一个优秀的创新团队来说，假如它失败了，是一棍子打死，还是给它第二次机会？
学术研究发现，应该给它再来一次的机会，这对创新具有高度的正面作用。
很多连续创业者，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但是你看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创业，成功概率是往上走的，因为他知道原来为什么失败，在哪儿跌过跟头，所以他能总结前面的经验，很终达到高峰，这是我的核心逻辑。
企业风险投资
说到激励创新，必须说到一种崭新的创投组织形式，企业风险投资，又叫CVC。
VC，也就是传统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投资和红杉、今日资本、软银这样的传统风险投资是不一样的，它的资金来源，是背后的母公司，它可以叫做战略投资部，或者行业投资部，叫什么名字没关系，实质都一样。
做风险投资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确实，对于传统的风险投资来说，能投赚10倍的项目，绝不可能改投只赚9倍的项目。
但是企业风险投资就不一样了，它的主要目标，不完全是财务回报，而是通过早期投资，为母公司的战略布局服务。比如说帮助母公司进入新兴的产业领域，像云计算、大数据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很多大企业，比如说英特尔、谷歌、通用、微软、戴尔、甲骨文都在做CVC。
咱们国内也有很多大公司在做CVC，比如说腾讯、阿里、百度、联想、复星等等。
现在小企业创业，尤其是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些高科技领域里，企业创业到一定阶段，你就要站队了，你要决定你的企业到底姓马，还是姓马，说白了，就是你得决定你的企业到底拿腾讯的钱，还是拿阿里的钱。
我们反过来看，这句话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腾讯和阿里在早期投资的CVC投资领域非常有份量。
中国的风险投资存续期一般是5到7年，美国大概10到12年，不论多少年，风投总有结算的时候，总有退出的压力。
但是企业风险投资就不一样了，它不用到外面去募资，基本上用的都是企业的资金，没有退出压力，所以存续期非常短，它就可以投非常早期的项目，非常耐心地答应企业不断试错，并且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资金，这就很符合激励创新的特点。
比起传统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CVC的创新水平和创新的质量相对都要高一些，背后很重要的逻辑，就是CVC比传统的风险投资对于失败的容忍度会更高。
现在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不像过去，一个祖传秘方和专利就能雄霸市场二十年，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你如何在竞争当中领先对手半步？
CVC是很好的方法之一。同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CVC又解决了它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法。
但是，国内的 公司普遍有大量的现金趴在账上，要么做房地产，要么买理财产品，在金融领域空转，却没有下沉到实体企业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国内像BAT这些头部企业，做CVC做得很早，它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但是那些腰部的企业还没有意识CVC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
对于创新的贡献，人力资本是组织资本的6倍。
有句话说得好，21世纪什么很重要？
人才。
所以，对于人才，企业必须要有正确的人力资本政策，来实现对短期失败的容忍，和对长期创新的高度激励。那么，这个人力资本政策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发现股权激励，尤其是期权激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你可能已经知道，期权是以说好的价格来购买公司的股票，比如说公司招一个CEO，给他一个期权：未来他能以10元价格来买公司的股票，买1000万股。注重了，这是一个权利，不是义务。假如你不买，没问题。
那么你想，当我雇这个CEO的时候，公司的股票一定比10元来得高还是低？一定是来得低。比如可能是8元一股，这个时候，期权就是一堆废纸，没人会花10元买8元的股票。
但是，假如CEO通过努力工作，创新成功，公司的股价涨过12元，这时期权就有了价值。为什么？因为CEO可以用10元价格，买1000万，然后转手到市场上去，以12元卖掉，从中大赚一笔；当然，假如他创新失败，股价跌到3元、5元，那么他的期权还是一堆废纸，不过CEO没有实质性的损失。
明白了吧？这就叫期权，它代表了对创新失败的容忍，但假如创新成功了，期权就有了价值，能给CEO丰厚的回报，这样的一个组合，能更好地激励创新。
反敌意收购
门口的野蛮人能够让公司高管兢兢业业为企业服务，它是企业外部治理非常好的手段，比如在闻名的“宝万之争”里，谁是所谓的“门口的野蛮人”？是宝能，因为它在万科治理层不同意的情况下，要强行收购万科。
但是，当我们切换到创新这个视角时，对敌意收购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像前面说的，创新是漫长的、失败率非常高的投资活动，所以我们需要把企业高管很好地保护起来，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长期投资，而不会受到短期资本的干扰，不用担心脚下的岸礁和背后的冷箭。
从这个角度来看，门口的野蛮人对创新是有负面作用的，因为，当你知道门口时时刻刻有野蛮人觊觎的时候，作为高管，很难沉下心来投入创新。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短期投资，而不愿意去做长期的创新。
所以，很多公司在章程里设置反敌意收购条款，把公司高管保护起来。现实中有很多反敌意收购条款的例子，比如“AB股”，A股发给外面的投资人，一股一票，B股把握在内部人手里，一股十票。为什么这样处理？因为公司 后，股权被大幅稀释，但只要把握了B股，公司的控制权还是牢牢把握在内部人手里，这是所谓的AB股。
我们发现大量创新型企业都在采取AB股这种模式，包括谷歌、Facebook、阿里等等。
阿里2021年为何去纽约 ？就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合伙人制度，背后的逻辑就是AB股制度，同股不同权。
而当时香港不能被接受这种制度，所以阿里不得不跑到纽约 。
后来香港股市改变了它的制度，答应同股不同权的企业 ，很多创新企业，包括小米就是2021年第一个到港股去 的AB股创新型企业，还有像美团等等，都在港股上了市。
咱们国家的科创板出首次答应同股不同权的企业 ，把做长期投资的高管很好地保护起来，让他们专注于创新。
股票的流动性
股票流动性太高，对创新是不利的。因为太高的流行性，使得股票的价差很小、成本很低、买卖股票非常简单，这就会吸引大量短期的、快进快出的投资者，也可能吸引门口的野蛮人，给企业高管造成短期的业绩压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创新。
所以，结论是，当公司的股票流动性非常高时，它对创新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期机构投资者对激励创新很有好处。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散户来说，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时间比较长，他们不是快进快出，赚短期回报，这就能更好地了解企业做什么，业绩好不好；他们会理解公司，去公司调研，跟高管沟通，当他们发现企业在踏踏实实地做创新，一旦成功，市值就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他们就能对失败更加容忍，就能更长期地支持这个企业。
金融分析师
我们通常认为金融分析师会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因为他们会研读企业的报表、到企业做调研；他们也会给投资者荐投，甚至能够发现企业的财务造假、金融欺诈等等。他们的工作，从方方面面减少了信息不对称。
但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发现，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金融分析师会起到一些负面作用。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金融分析师经常会对企业下个季度的收益做猜测，而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假如公司披露的业绩报表，没有达到金融分析师的猜测时，经常会导致股价暴跌，这就会让公司高管感觉到巨大的短期压力，他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业绩达到分析师的猜测，这就会阻碍他们专注于长期的创新。
股权市场与政策
做融资的主要手段有两个，一个是债，一个是股。大家仔细想一想，哪个更适合长期的创新呢？是债还是股？毫无疑问应该是股。
什么是债？
债权人把钱借给公司，他的收益是封顶的，所以债又叫固定收益。比如我买一个公司的100万债券，说好了利率是6%。相当于我借给公司100万，到明年你还给我106万就行了，你公司做得再好，赚一亿、十亿也跟我无关，因为我不是公司的股东，我也不会关心公司的长期创新。
但是，股就不一样了。作为公司的股东，只要我长期拿着股票，就会一直陪伴着这个企业的成长，我个人的收益也会随之增长，支付结构上不封顶，这就很符合创新的特征。
所以，国家要想激励创新，就应该大力发展股权市场，而不是债权市场。
但是很遗憾，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中国的金融市场主要还是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相对比较少，我国的社会新增融资，90%是债权融资，只有10%是股权融资。
你看工、农、中、建、交这些大银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心也是反复强调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包括成立科创板，为什么？
就是要更好地激励创新。我和我的合作者用30几个国家的数据来做对比，发现股权发达的国家，创新的数量、质量、原创性、通用性都要来得更好。而相对来说，我国的创新质量就比较差，尤其是对资本严重依靠的产业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所以中心政策是对的，我们要转变，要从间接融资发展更多的直接融资，来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包括科创板的成立，都是非常好的政策，也和我们学术研究创新激励逻辑相契合。
还有一个，就是开放资本市场。我和合作者很近用4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的。
当然资本市场开放是有风险的，但是从激励创新的角度讲，我发现它能提高企业的技术生产率，能够减少融资成本、加大风险的共担，实际上，也对创新有一个正面的激励作用。
很后，从宏观的逻辑上来讲？
要想激励创新，我们需要有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大家知道，宏观的政策对于微观企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比之下哪个更大？
答案是，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
要想激励创新，就要给市场、给企业家们带来连续、稳定、一致的政策，帮助他们应对长期的、高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创新过程。
总结
激励创新需要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需要正确的人力资源政策，需要不太积极的二级资本市场；还需要比较低的股票流动性，持股较长的机构投资者，还有不太高的分析师追踪。
同时，国家还需要开放资本市场，很重要的是，需要稳定的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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